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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柱:建立市场竞争中性 需要四个顶层创新

2019-03-23 来源:海马地产 点击 评论

? ? 3月23-25日,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经济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。本届论坛的主题是“坚持扩大开放 促进合作共赢”。作为每年全国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,本届论坛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。在3月23日下午的竞争中立与深化企业改革分会场,海南省工商联主席、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发表题为《建立市场竞争中性 需要四个顶层创新》的演讲,并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,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、首席执行官马勤,广州汽车集团总经理冯兴亚,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和企业事务局局长、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(ASIC)前主席Greg Medcraft就此话题展开讨论。该会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主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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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出席此次论坛年会的嘉宾阵容强大。出席本届论坛的中方嘉宾中,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,财政部部长刘昆,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等50余位中央部门负责人。外方正式代表达150余位,包括96位世界500强企业和全球行业领先企业的高管,以及国际知名学者近30位。其中包括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、梅赛德斯-奔驰汽车集团全球总裁蔡澈,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·拉米,哈佛大学教授、前校长、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·萨默斯,Apple首席执行官蒂姆·库克,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赫伯特·迪斯等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、国际组织负责人、着名的经济专家和学者,将参加不同议题的讨论,这也是中国和世界双向沟通、增进互信、加强合作的平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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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始终坚持“与世界对话 谋共同发展”的宗旨,形成了专业化、小规模、高层次的鲜明特色。今年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20届年会,自2000年创办以来,论坛为推动中外发展政策交流与合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? ? 本届论坛正式会议上,嘉宾将针对“稳中求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“积极财政政策新举措”“金融业开放与金融稳定”“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”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”等议题进行探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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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以下为景柱《建立市场竞争中性 需要四个顶层创新》演讲全文:

? ? 2019年两会,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,按照竞争中性原则,在要素获取、准入许可、经营运行、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,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,这是国家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竞争中性原则。市场竞争中性不仅是一次思想大解放,也是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最高规则,更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理想规则。建立市场竞争中性,需要党的理论、国家法制、所有制理论和营商环境四个顶层创新。

? ? 一、 建立市场竞争中性需要党的理论创新

? ? “竞争中性”(Competitive Neutrality),最早起源于澳大利亚国内经济改革, 1995年澳大利亚正式实施,2009年经合组织(OECD)采纳了该原则。竞争中性原则最终获得美国认可,并被推广到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(TPP)等国际贸易谈判中,逐渐成为国际通行的规则。“竞争中性”的内涵是指任何企业不因所有权而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,从具体措施来看,主要包括监管政策中性、税收中性、融资中性等方面。

? ? 我国非公经济发展过程中,1988年宪法修正案提出了“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”;党的十四大提出了“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”;十五大确立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,并明确提出“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”;十六大提出了“两个毫不动摇”;十八大提出了“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、公平参与市场竞争、同等受到法律保护”;十九大把“两个毫不动摇”写入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。可以看出,改革开放以后,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一直在逐步提升,实际上也是市场竞争中性原则的逐步体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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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其实,无论是民营企业或是国有企业,资本的国家属性和民族黏性都是一致的,最终都会奉献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。民营企业如果不从根本上给予认可,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发展。一旦发展预期悲观,必然造成大批民资外移外迁。因此,解决民营企业的根本问题,需要党的理论创新,为民营经济发展设计终极路线,让民营经济与社会主义道路共始终,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同与共,从根本上稳定发展预期,优化几千年来“士农工商”的传统价值观,并将市场竞争中性作为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原则。

? ? 中国近现代经过了近百年的灾难、战乱、革命与折腾,华夏儿女筚路蓝缕、浴火重生,终于在新中国逐步摸索出了中道西术、法礼共治的新道统。中国新道统的核心要义如坚持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、改革开放、依法治国、四个自信等都以党章与宪法的形式提纲挈领,一以贯之。《易经》云:凡益之道,与时偕行。当前世界百年大变局之际,很有必要把“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,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”这一精辟论断写进党章,从而让中国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,在新时代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立新功。

? ? 二、建立市场竞争中性需要国家法制创新

? ? 当前,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稳定器,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生力量和创新主体,但我们仍然看到,民营企业发展的“玻璃门”“弹簧门”“旋转门”长期无法打破,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制创新落后于国家发展需要,国家法统和民族道统未能高度统一,举例如下:

? ? 一是民营企业的法体长期得不到正名。《公司法》规定公司分为“股份有限”和“责任有限”两种法体形式。但长期以来的主流说法,将民营企业、非公企业等单列另类,而不按法体分类,带有明显的所有制色彩。其实当前推行混合所有制的目的,就是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,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竞争中性原则。因此,建议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行业、规模、特色等分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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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二是现行刑法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刑法任务、犯罪概念、入罪界限、量刑等方面存在着厚公薄私规定。比如国有资产流失严用刑法,必须追责抓人;而民营资产流失则宽用民法,往往归类于企业内部管理问题,甚至以社会稳定为理由息事宁人。又比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国有资产,构成“挪用公款罪”,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;如果侵犯的是民营企业的财产权,且行为人是民营企业工作人员,则构成“挪用资金罪”,法定最高刑是十年有期徒刑,如此等等。

? ? 三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当家人虽然都被称为企业家,但政治地位相差悬殊。民营企业家是商人,转型后还是商人,体现的是“统战性、经济性、民间性”;国有企业家是企业高管,转型后可以是政府高官,体现的是“体制性、政治性、官方性”。

? ? 四是审计部门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审计,经常延伸到民营股东,刻意对民营股东“追根式问责”“显微式体检”,让人细思极恐、毛骨悚然。

综上所述,建立市场竞争中性原则,要消除所有制歧视,在法律与制度层面上优化偏好国有企业、歧视民营企业的法制性障碍,使民企与国企获得平等的法统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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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三、建立市场竞争中性需要所有制理论创新

? ? 在所有制理论方面,“公有制为主体”与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”经常是冲突的。2006年国家权威部门下文要求国有企业在七大行业保持“绝对控制”、在九大产业保持“较强控制”。因此,国务院2005年公布的“非公经济36条”和2010年公布的“非公经济新36条”并未得到全面落地。原因如下:

? ? 一是国企与民企目前已形成了分包关系。国有企业长期充当国家经济建设的主体角色,大项目、大计划、超级工程如航天、航空、高铁、电信、基础设施等铺天盖地,而民营企业则长期充当这些项目的分包商。

? ? 二是国企与民企目前已形成了上下游关系。国有企业已占据产业链上游,因为掌控国家经济安全而更被国家重视,自然会和国家政策相互正向叠加,充当政策的食利部门。而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下游,充当搞活市场的角色,因为充分市场化而自生自灭。

? ? 三是国企与民企目前已形成了体制内外关系。国有企业替国家管人与管事为主,实际是“相对市场经济部门”。而民企只是市场化经营者,必须是“超级市场经济部门”。

? ? 四是国企和民企目前已形成了主从关系。有关部门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,经常先决定了经理层,公司后召开董事会配合任免执行。

? ? 以上四方面原因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多年累积的历史问题,不是简单混改能解决的。作为“自己人”,民营企业承认党的领导、接受党的领导、拥护党的领导,民营企业也应该和国有企业一样,成为党的执政基础。建议少数确实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保障的国有企业,回归为“国营企业”,不参与市场竞争;其他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都应该回归现代企业制度,在同一负面清单下和监管底线上,全面参与市场竞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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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四、 建立市场竞争中性需要营商环境创新

? ? 所谓竞争中性,通俗地讲,就是让所有的商业主体在经营活动中都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权利。目前,国有企业名称可带中字头,国企领导可以套用官方级别,参加同级别的官方会议,阅读同级别的官方密件等;而民企只能通过工商联与统战部门的“桥梁与纽带”和政府官方互动。因此,必须积极创新企业主导、市场导向的营商环境,努力在国企与民企同门槛、同规则、同待遇上下功夫,在权利平等、机会平等、规则平等上形成心理上的乘数效应。

? ? 此外,政府要深化“放管服”综合改革,全面推行负面管理清单制度,彻底贯彻统一的底线监管原则,将法定非禁区和监管底线上的广阔空间留给市场主体。所谓“无为而治”就是政府“有为不管”。“有为”就是多服务、多关心;“不管”就是对各类市场主体明确负面清单和监管底线后,少干预、少垄断。同时,政府对已经看准的东西,必须开负面、设底线、多服务的“有为”;对一时看不准的东西,必须边创新,边观察、边试点的“不管”。

? ? 总而言之,所谓营商环境创新,就是建立公平的创新生态体系,厚植公平的创新沃土,让政府与各种市场主体,在同一负面清单下和同一监管底线上,中性互动、默契配合、相得益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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